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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乡之客序--台湾的老兵


我1990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,到台湾去陪伴年迈的父母,顺便在文化大学教书。于是认识了很多从前不认识的人,这里面有教授,有学生,还有一个奇怪的老头。

我每次去教室上课,首先见到的就是这个老头,看着他在走廊里忙忙乎乎,手里拿着一把扫帚,一个撮箕,把学生丢在地上的垃圾扫起来,倒进一个大的垃圾桶里,然后就低着头弯着腰钻进了楼梯底下。我第一次看见他钻进去,以为他是把扫帚、撮箕放进去再出来,但他并没出来,我也没在意,就去上课了。以后每次见到都这样,就有点奇怪起来,有一次我便走过去看,才发现那楼梯角里并不只是放扫帚、撮箕的地方,而是一个小房间,刚好可以塞一张床,旁边还有小小的一溜空挡,可以放个凳子,凳子上还有一个小电视,那老头正半躺在床上看,头下枕着一床被子。楼梯间呈三角形,门口是床头,床尾则紧挨着楼梯的背面,刚好可以把脚伸进去。床头还有个柜子,应该是老头放衣服的地方。我想这老头还挺有创意的,利用这个小角落就布置了一个临时的休息间,倒也不错。

时间长了,我跟这个老头就熟起来,有时上课前也会聊几句。他姓王,我就叫他老王,大概六十多岁。我后来才知道,他并不是台湾人,而是大陆山东人,是1949年跟着国民党的军队来到台湾的,从此就没有回去过,在台湾已经四十年了。问他知不知道老家的情况,他说不知道,那时台湾开放大陆探亲还不过两年,他还没来得及回去,不好请假,又没有钱。我问他现在家住哪里,他说他没有家,楼梯间就是他的家,他的全部家当就在这楼梯间里了。他还告诉我,文化大学的董事长人很好,肯收留他们这些老人,不然他就要成叫花子了。我后来便留了心,果然在校园里发现还有好些个像他这样的老头,打扫清洁,修剪花草,做各种各样的杂活,晚上就睡在一个一个的楼梯间里。这些老头大都没有文化,也大都没有成家——没有钱,成不起家,孤零零一个人,现在能够住在文化大学的楼梯间里,而不是流落街头,他们已经很满足了。他们大多性格温和,孤僻怪异的也有,但并不多,住在学校里就把学校当了家,有些乖巧的女学生常常亲切叫他们一声老伯,送些小礼物给他们,他们就觉得自己很幸福了。

这些老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,叫“老兵”。我后来慢慢知道,在台湾,“老兵”是一个庞大而辛酸的存在,可能有几十万人之多,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几乎都处在社会的最下层。当年作为国民党军队的一员,跟国民政府一道“播迁”来台,那时候他们都是青年,十八九岁到二十几岁。很多本来是乡下的农民,是拉壮丁拉过来的,没念过什么书,甚至是文盲,除了扛枪打仗,他们一无所能。后来不打仗了,他们陆续从军队中退役出来,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在台湾社会上立足。不像台湾本省人,回去后还有个村子,有块土地,有几个亲人,帮帮扯扯,总还可以过个日子,这些老兵只能流落在城市里,做点看门、打杂的工作。据说他们在退役的时候,政府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一张“授田证”,许诺他们“光复大陆”后可以在家乡得到一块土地。他们怀揣这个美丽的梦想,打算将来回去种田、娶妻、生子,过上“两亩地,一头牛,老婆孩子热炕头”的好日子。然而年复一年,“光复大陆”成了梦,他们的梦则成了空,授田证成了一张废纸。四十年过去了,青年变成老头,而且是孤零零的老头——他们本来就没有打算在台湾生根,也没有在台湾成家立业的本事和本钱,后来想娶妻了,却又没有台湾女人愿意嫁给他们这些“外省”的穷光蛋。

当然他们当中也有混得好一些的,主要是那些有点文化的,做过下级军官的,这些人生活能力比较强,退役后在某个机关、学校、公司找到一个像样的工作,积了一点钱,看看回大陆的希望没有了,便识时务地找个台湾本省女人——通常是乡下女人,下层女人,没什么文化的女人——结了婚,总算成个家。如果运气不错,老婆贤惠,又生了几个儿女,儿女又争气,慢慢就活出个人样来了。

我在台湾几个大学先后教了十八年书,学生中就有不少出身于这种家庭的。这种家庭早年多半都很苦,幸而台湾政府给这些结了婚的老兵们在乡下配了廉价房子,而且让他们住在一起,形成一个一个的小聚落,比起那些流落在城市里的孤零零的老兵就要好多了。这些小聚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,叫做“眷村”。眷就是家眷,眷村就是军人家眷聚居的村落。每一个眷村里住的都是同样结构的家庭:男人是外省老兵,女人是本省婆娘,每家都有几个本省外省的混血儿。这些混血儿有一个奇怪的名字,叫“芋头番薯”,台湾人读作“欧瓦汉集(ou wa han ji)”,意思说他们是芋头和番薯的杂交物,芋头指的是大陆外省人,番薯指的是台湾本省人。至于为什么把大陆外省人叫芋头,把台湾本省人叫番薯,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,或许是说大陆的形状像个芋头,而台湾的形状像块番薯(即红薯)吧。这些眷村家庭的男主人来自大陆的四面八方,说着各自的方言,但来往多了,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种互相都能听得懂的眷村普通话,在台湾特称为“眷村话”,通常带有颇浓厚的四川底音,也许是因为当年许多老兵抗战时都在四川呆过的原故。

眷村家庭苦虽苦,但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,所以感情很好,你来我往,夜不闭户,小孩子们互称对方的家长伯伯叔叔,就跟一家人差不多。长大以后还互相帮衬,互相扶持,少部分强梁者为了对抗台湾本省人对他们的歧视和压迫,就会结成帮派,形成不可小觑的势力,例如“竹联帮”、“四海帮”之类。这些因眷村而形成的种种现象,在1949年以后的台湾社会中成了一种新的次文化,就是所谓“眷村文化”。我有一个姓杨的女学生,就是这种眷村长大的“欧瓦汉集”,给我讲过许多眷村的小故事,有苦难的,有温馨的。她特别给我描述她父亲,小时候如何把她抱在自己的膝头上,一字一句地教她“我姓杨,我叫杨某某,我是中国四川省合川县某某村人”,那天真的样子让我至今不忘。而她的父亲直到去世都没有能够回到四川省合川县。

老兵中混得最好的大概要算在参军的时候就已经是中学生、大学生的那些人。当年去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有一支青年军,基本上是由青年学生组成的。这里面有些人到台湾后又得到进一步进修的机会,后来便出了不少冒尖的人物,例如曾经做过台湾大学校长,又做过国防部长的孙震,就是典型代表。但这样的人是凤毛麟角,虽然确实是老兵,但谈到台湾老兵的时候,大家是没把这些人算在里面的。

国共内战是近代中华民族的悲剧,无数被拆散的家庭,被蹂躏的人生,被人为撕裂、互相杀戮的党派族群,构成了这场悲剧的具象内容。台湾的老兵或许还不是最悲惨最辛酸的一群,但肯定是悲惨而辛酸的人群之一。随着时光的流逝,这个人群也逐渐模糊,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。尤其是大陆的年青人,问问他们看,有几个知道“台湾的老兵”是什么意思?

刘汉辉君从长沙来,带给我一摞青年画家陈琪画的人物头像。他说陈琪刚刚去过台湾,这是他在台湾的时候访问过的台湾老兵,这些老兵的经历让他产生一种想要画下来的强烈欲望,——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,再不画就没有机会了。一张一张地翻阅这些挤满沧桑岁月的面孔,欣赏陈琪笔下饱含个性的线条,我被深深地感动了,于是写了上面这些话。如果陈琪打算把这些老兵的头像结集出版,我愿意把这篇小文送给他,放在卷首作引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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