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1990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，到台湾去陪伴年迈的父母，顺便在文化大学教书。于是认识了很多从前不认识的人，这里面有教授，有学生，还有一个奇怪的老头。
我每次去教室上课，首先见到的就是这个老头，看着他在走廊里忙忙乎乎，手里拿着一把扫帚，一个撮箕，把学生丢在地上的垃圾扫起来，倒进一个大的垃圾桶里，然后就低着头弯着腰钻进了楼梯底下。我第一次看见他钻进去，以为他是把扫帚、撮箕放进去再出来，但他并没出来，我也没在意，就去上课了。以后每次见到都这样，就有点奇怪起来，有一次我便走过去看，才发现那楼梯角里并不只是放扫帚、撮箕的地方，而是一个小房间，刚好可以塞一张床，旁边还有小小的一溜空挡，可以放个凳子，凳子上还有一个小电视，那老头正半躺在床上看，头下枕着一床被子。楼梯间呈三角形，门口是床头，床尾则紧挨着楼梯的背面，刚好可以把脚伸进去。床头还有个柜子，应该是老头放衣服的地方。我想这老头还挺有创意的，利用这个小角落就布置了一个临时的休息间，倒也不错。
时间长了，我跟这个老头就熟起来，有时上课前也会聊几句。他姓王，我就叫他老王，大概六十多岁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并不是台湾人，而是大陆山东人，是1949年跟着国民党的军队来到台湾的，从此就没有回去过，在台湾已经四十年了。问他知不知道老家的情况，他说不知道，那时台湾开放大陆探亲还不过两年，他还没来得及回去，不好请假，又没有钱。我问他现在家住哪里，他说他没有家，楼梯间就是他的家，他的全部家当就在这楼梯间里了。他还告诉我，文化大学的董事长人很好，肯收留他们这些老人，不然他就要成叫花子了。我后来便留了心，果然在校园里发现还有好些个像他这样的老头，打扫清洁，修剪花草，做各种各样的杂活，晚上就睡在一个一个的楼梯间里。这些老头大都没有文化，也大都没有成家——没有钱，成不起家，孤零零一个人，现在能够住在文化大学的楼梯间里，而不是流落街头，他们已经很满足了。他们大多性格温和，孤僻怪异的也有，但并不多，住在学校里就把学校当了家，有些乖巧的女学生常常亲切叫他们一声老伯，送些小礼物给他们，他们就觉得自己很幸福了。
这些老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叫“老兵”。我后来慢慢知道，在台湾，“老兵”是一个庞大而辛酸的存在，可能有几十万人之多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几乎都处在社会的最下层。当年作为国民党军队的一员，跟国民政府一道“播迁”来台，那时候他们都是青年，十八九岁到二十几岁。很多本来是乡下的农民，是拉壮丁拉过来的，没念过什么书，甚至是文盲，除了扛枪打仗，他们一无所能。后来不打仗了，他们陆续从军队中退役出来，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在台湾社会上立足。不像台湾本省人，回去后还有个村子，有块土地，有几个亲人，帮帮扯扯，总还可以过个日子，这些老兵只能流落在城市里，做点看门、打杂的工作。据说他们在退役的时候，政府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一张“授田证”，许诺他们“光复大陆”后可以在家乡得到一块土地。他们怀揣这个美丽的梦想，打算将来回去种田、娶妻、生子，过上“两亩地，一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”的好日子。然而年复一年，“光复大陆”成了梦，他们的梦则成了空，授田证成了一张废纸。四十年过去了，青年变成老头，而且是孤零零的老头——他们本来就没有打算在台湾生根，也没有在台湾成家立业的本事和本钱，后来想娶妻了，却又没有台湾女人愿意嫁给他们这些“外省”的穷光蛋。
当然他们当中也有混得好一些的，主要是那些有点文化的，做过下级军官的，这些人生活能力比较强，退役后在某个机关、学校、公司找到一个像样的工作，积了一点钱，看看回大陆的希望没有了，便识时务地找个台湾本省女人——通常是乡下女人，下层女人，没什么文化的女人——结了婚，总算成个家。如果运气不错，老婆贤惠，又生了几个儿女，儿女又争气，慢慢就活出个人样来了。
我在台湾几个大学先后教了十八年书，学生中就有不少出身于这种家庭的。这种家庭早年多半都很苦，幸而台湾政府给这些结了婚的老兵们在乡下配了廉价房子，而且让他们住在一起，形成一个一个的小聚落，比起那些流落在城市里的孤零零的老兵就要好多了。这些小聚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叫做“眷村”。眷就是家眷，眷村就是军人家眷聚居的村落。每一个眷村里住的都是同样结构的家庭：男人是外省老兵，女人是本省婆娘，每家都有几个本省外省的混血儿。这些混血儿有一个奇怪的名字，叫“芋头番薯”，台湾人读作“欧瓦汉集（ou wa han ji)”，意思说他们是芋头和番薯的杂交物，芋头指的是大陆外省人，番薯指的是台湾本省人。至于为什么把大陆外省人叫芋头，把台湾本省人叫番薯，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，或许是说大陆的形状像个芋头，而台湾的形状像块番薯（即红薯）吧。这些眷村家庭的男主人来自大陆的四面八方，说着各自的方言，但来往多了，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种互相都能听得懂的眷村普通话，在台湾特称为“眷村话”，通常带有颇浓厚的四川底音，也许是因为当年许多老兵抗战时都在四川呆过的原故。
眷村家庭苦虽苦，但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所以感情很好，你来我往，夜不闭户，小孩子们互称对方的家长伯伯叔叔，就跟一家人差不多。长大以后还互相帮衬，互相扶持，少部分强梁者为了对抗台湾本省人对他们的歧视和压迫，就会结成帮派，形成不可小觑的势力，例如“竹联帮”、“四海帮”之类。这些因眷村而形成的种种现象，在1949年以后的台湾社会中成了一种新的次文化，就是所谓“眷村文化”。我有一个姓杨的女学生，就是这种眷村长大的“欧瓦汉集”，给我讲过许多眷村的小故事，有苦难的，有温馨的。她特别给我描述她父亲，小时候如何把她抱在自己的膝头上，一字一句地教她“我姓杨，我叫杨某某，我是中国四川省合川县某某村人”，那天真的样子让我至今不忘。而她的父亲直到去世都没有能够回到四川省合川县。
老兵中混得最好的大概要算在参军的时候就已经是中学生、大学生的那些人。当年去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有一支青年军，基本上是由青年学生组成的。这里面有些人到台湾后又得到进一步进修的机会，后来便出了不少冒尖的人物，例如曾经做过台湾大学校长，又做过国防部长的孙震，就是典型代表。但这样的人是凤毛麟角，虽然确实是老兵，但谈到台湾老兵的时候，大家是没把这些人算在里面的。
国共内战是近代中华民族的悲剧，无数被拆散的家庭，被蹂躏的人生，被人为撕裂、互相杀戮的党派族群，构成了这场悲剧的具象内容。台湾的老兵或许还不是最悲惨最辛酸的一群，但肯定是悲惨而辛酸的人群之一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这个人群也逐渐模糊，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。尤其是大陆的年青人，问问他们看，有几个知道“台湾的老兵”是什么意思？
刘汉辉君从长沙来，带给我一摞青年画家陈琪画的人物头像。他说陈琪刚刚去过台湾，这是他在台湾的时候访问过的台湾老兵，这些老兵的经历让他产生一种想要画下来的强烈欲望，——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，再不画就没有机会了。一张一张地翻阅这些挤满沧桑岁月的面孔，欣赏陈琪笔下饱含个性的线条，我被深深地感动了，于是写了上面这些话。如果陈琪打算把这些老兵的头像结集出版，我愿意把这篇小文送给他，放在卷首作引子。